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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 本版主持：裝潢張勝祥
　　 幾位前任“勇闖臺灣”、“遠足臺灣”、“程品臺灣”，取盡了好名字，寫出了好文章。到我這，有種“此處有裝潢景色說不得，黎馬程題詞在上邊”的壓力山大感，專欄名更得與眾不同，“祥子台播”？不過，還沒說出口，晶報辦公室主任黃瑞填搶先一句“祥解臺灣”，被大家一致喊好。事實上，我一點都不感謝瑞填，“解”這種角色，非“說文解字”的許慎，解牛的庖丁這般大家才能擔當，臺灣於我是熟悉的陌生人，如何解得？我知道，同仁對我寄予厚望，讀者對晶報駐台記者有要求，只能勉力而為；“祥”字好說，除本名一層意思外，我更想將它理解為“想”——我想當一天臺灣人，警察、“城管”、學生、店家、義工……都好，甚至就當一棵臺北的樹，親身體驗他們的生活，瞭解他們的歡樂哀愁，“詳盡”呈現給讀者，以期簡單勾勒出“臺灣人”的輪廓。再回到“祥”，春節將至，祝願晶報廣大讀者，馬年吉祥！
　　 地圖上看，長不過千米、寬不足10米的牯嶺街，纖弱地夾在平行的重慶南路三段和南昌路之間，由北向南穿透南海路、寧波西辦公室出租街、福州街及和平西路，構成一個大大的“柵欄”。
　　 40年前，它是臺北“舊書店”的代名貸款詞，鼎盛時期攤店密密匝匝，達80多家，“到牯嶺街淘書去”是當時臺北人周末的生活方式。如今，牯嶺街依舊，真正意義的舊書店只剩下人文書舍、鬆林書局和新舊書店三家，而三家書店的主人，張銀昌88歲、蔡靜輝81歲、李良儒82歲。鉛華洗盡，時光不再，老人們懷抱各自曲折隱秘的書人書事，在牯嶺街拖著長長的舊影，漸遠漸淡……他們還能堅持多久？
　　 赴台前夕，晶報總編輯胡洪俠為我餞行，說到“愛死人”的臺北，他恨不得互換角色，也去當一名駐站記者。其中一大原因是，臺北有一條藏著無窮舊書寶貝的牯嶺街，街上有一間舊書店叫人文書舍，書舍主人張銀昌二手餐飲設備有很多故事，“你一定要找他聊聊”。
　　 無人知曉的名店與名人
　　 張銀昌是臺北舊書界的聞人，享譽華人書界，甚至在美國、日本、韓國熱愛中國舊書的讀書人和書店老闆中，也有極高聲望。但是，為找尋他和他的書店，記者在牯嶺街上冒雨整整兜了三個來回，四處打聽，居然沒人知道“人文書舍”，也沒人聽說過張銀昌，即便是書舍的鄰居，一家機車維修點的老闆也喃喃地說，好像有這麼一家店，可就是想不起具體位置。莫非，張銀昌只是流傳在愛書讀書人中的一個傳說？
　　 靈機一動，啟用谷歌地圖，果然，書舍就在機車維修店左手5米處。找到後才恍然大悟：它的位置太特殊，搭建在一條不足3米寬的狹長巷道穿堂間，左臂借的是“東石魚”小吃店，右膀靠著“中央通訊社”停車場的圍牆，兩牆左長右短，門臉也不得不順勢縮入半米，發黃的“舊書”招牌掛門楣，“人文書社”垂左邊。從舊照看，縮入部分原靠豎著的兩個書架與街面補齊，如今書架不再，行人很容易錯失。
　　 書舍的書架依兩邊牆而立，從地面直抵屋頂，進身10米左右，中間通道不足一米寬，僅容一人轉身。走進去，打理書舍的是位頭髮花白麵色略黃的中年人，原來是張老先生的女婿孫先生，他說，岳父為照顧突患腦溢血的老伴，已在2006年將書店交由自己打理，至於原先擺在店口的書架，幾年前風吹雨淋散架後一直沒補足。而通道盡頭，橫著條小巷，原先住著幾戶人家，居民出入須穿過書舍，幾年前相繼搬離，如今房屋破敗，偌大一片地方就歸了書舍獨享。
　　 說明來意後，孫先生面露難色，說老岳父88歲高齡，住在距此20分鐘車程的家中，過來不太方便，再者老人行事低調，近年刻意減少媒體採訪。記者一再解釋從大陸慕名而來，且受與張老先生有一面之緣的胡洪俠先生之托，孫先生這才同意試試。結果，老人竟欣然同意，半小時後匆匆趕來。眼前的老先生腰板挺直，步履穩健，眼明耳聰，一口地道河南話，最讓人稱奇的是，耄耋老人居然乘公交而來，“我出門常坐公交，臺北公交很方便。”老人執意在書舍逼仄的過道中和記者“聊天聊家鄉”，隨和謙遜，思維清晰，臺北舊書街的滄桑，四十餘載的舊書生涯恍如昨日，娓娓道來，像兒時守著電匣子，聽一部傳奇。
　　 愛讀書結緣牯嶺街
　　 “我沒讀過幾天書”，這是老先生的開場白，“你們有個電影名叫《一九四二》，說的是河南大饑荒，當時我家鄉也沒有飯吃。”張銀昌原籍河南舞陽，1943年，為了討口飯吃，母親讓16歲的他離家參加了湯恩伯的部隊。1944年，張銀昌所在部隊參加中原大戰，敗於日軍，在與大部隊失散後，他返家不久又加入了地方抗日游擊隊。抗戰勝利，張銀昌入了西北軍劉汝明的隊伍。1949年，他跟隨劉殘部從廈門上船來到臺灣。“一到高雄港，就被繳了槍。”據記載，繳他們槍的是提前赴台為蔣介石安排後路的臺灣政務主持陳誠，被繳槍不是因為打了敗仗，而是“西北軍不是老蔣的嫡系部隊”。
　　 自戎馬生涯始，張銀昌一直在部隊任文書工作，可他說自己其實“沒讀過幾天書”。來臺灣後，他通過重新考試再次進入部隊，繼續乾著抄抄寫寫的老本行，不久，進入部隊政工幹校進修。在那裡，喜歡讀書的他結識了兩三個從大陸逃亡來的高人，“他們（文化）程度高，我有不懂的就隨時請教。”有老師啟蒙，張銀昌一讀之下，從喜歡變成迷戀。此後的日子，他一有空就去圖書館，後來，圖書館已不能滿足他的求知欲了，1953年，他的人生與以賣舊書出名的牯嶺街發生了交集。
　　 當時，他所在部隊駐扎在臺北市最北邊的北投，交通不便，去一趟牯嶺街，來回要一整天，但那個地方“遍地是寶，圖書館沒有的書都能找得到。”當時，牯嶺街的書籍以日文書最多，也有不少中文書，主要由大陸的老牌書局，如中華書局、商務印書館等抗戰勝利後在台設立的門市所發行。有時，甚至能淘到國民黨當局的禁書。“那時牯嶺街沒多少家書店，零零落落，擺攤的也就四五十家，都是打游擊性質，一個破紙箱，一張草席，今天擺在廈門街，明天又去了附近的南昌路。”
　　 青年如飢似渴的痴迷最是不可抵擋，此後每個星期天，張銀昌基本都在牯嶺街書攤前流連。“書店里的書，像妙章書局、鬆林書局太貴，買不起，我就經常在書攤前晃蕩。”這一晃，就是10多年。
　　 書讀多了，難免有表達欲，其間，張銀昌以道生、張道生為筆名，向《人生》、《自由人》、《祖國周刊》等香港雜誌投稿，發表文章數百篇。老爺子帶來的影印資料顯示，文章內容多以政論為主，“那時年輕氣盛，隨心所欲。”其中一篇甚至大膽批駁了法國哲學家羅素的“謬誤”。1965年3月14日，臺灣《中華雜誌》刊登了他對人口問題的探討，那也是張銀昌最後一次發表文章——1966年，張銀昌從部隊退役，決定在牯嶺街上開一家書店。
　　 開書舍踏入“黃金時代”
　　 “當時有個朋友介紹我去當小學老師，薪水很低，我一盤算根本沒法養家糊口，後來突發奇想，既然在牯嶺街晃了這麼多年，為什麼不開一家自己的書店？”
　　 1966年11月12日，張銀昌拿出畢生積蓄7000元（以下均為新臺幣），“差不多相當於現在的90萬到100萬新臺幣（約合20萬元人民幣）”，書店一開張，他此後50年的命運與牯嶺街相依相戀，無法割捨。書店就在現今人文書舍的斜對面，那一天湊巧是國父孫中山誕辰日。“規模小到不能再小，只有四個榻榻米大，書主要是自己多年的藏書，朋友的贈書，加起來也就五六百本，比現在這個還簡陋。”憑著自己在牯嶺街書市多年的浸淫，他嗅到了商機，“這時舊書資源漸漸多起來，臺灣到處蓋房，建築業蓬勃發展，拆舊搬家，很多家庭不願再保留舊書。”
　　 為保證充足書源，張銀昌每天清晨5點鐘起床，騎著腳踏車沿固定路線去臺北各角落收書，穿街走巷，一家家淘過去，繞臺北一圈，“那時臺北不大，全城只有衡陽街有紅綠燈，現在想轉一圈不可能嘍。”很快，張銀昌就嘗到了甜頭，“知道嗎？元旦一天我就賣了200多元，”憶起50年前第一筆“巨款”，他仍異常興奮，“當時200元夠全家人吃一整月饅頭吶”，正是依靠書舍供給，張銀昌先後將三個兒女送入臺灣名牌高校。
　　 接下來幾年，牯嶺街舊書市場進入繁花似錦的陽春，“最興旺期是1966年至1973年，那時香港書商收購不到舊書，就到牯嶺街，大箱大箱地搬走。香港匯文閣、遠東等書店的老闆常來找我，匯文閣老闆到現在還和我有聯繫。”老先生說起昔日繁華，仿佛就在眼前。“抗戰前大陸出版的文學作品、學術教材、大學用書都是當時的搶手貨。冷戰時期關於中國的研究報告也是奇貨，外國人見了，交錢拿貨，二話不說。”
　　 曾經的牯嶺街上名人和舊書店比鄰交織，人文書舍對名人司空見慣。張老清楚記得於右任、於德旺父子常來店里找字畫字帖。“何應欽當年就住在人文書舍隔壁巷子里，官邸有憲兵把守，出出進進經常能看見；北大訓導長錢思亮住在100米外的福州街28號，胡適駐美期間，每次返台都在錢家借宿；孫立人在被軟禁到臺中前，也住在離書舍不遠……”
　　 當年的牯嶺街漸次繁華，除舊書這一媒介，還因這裡住了不少顯貴名流，這筆得天獨厚的人文財富，與人文書舍、鬆林書局等舊書名店共育了牯嶺街的“黃金歲月”。
　　 獨愛留藏名人生活“痕跡”
　　 那是個惜人念舊的時代，臺灣流行在名人過世後由親屬整理著作，編冊懷念，在牯嶺街舊書的全盛時期，於右任、陳誠等名人文集與回憶錄炙手可熱。
　　 “我自己一直喜歡看政治軍事方面的書籍，對民國以來黨政軍歷史人物有一定研究。”到這時，個人喜好便水到渠成塑造了書舍的特色氣質。說到這，張老起身很神秘地鬆開捆扎在書架底端幾個木箱上的繩索，掀去蓋板，裡面滿滿噹噹全是發黃的書。“這才是我人文書舍最特別的地方，也是文革期間賣得最好的東西。在牯嶺街其他書店，也許可以找到一兩本，但不會有這麼多。”記者接過來，只見《王宣德齋先生八秩壽慶集錦》、《束雲章先生紀念集》、《吳南軒先生逝世周年祭紀念專輯》……“吳南軒是江蘇人，當過清華、復旦大學的校長。這種東西原本是送親朋好友的，不流通，時間一長，就更少見了。”
　　 原來，張銀昌最喜愛的書種為私人所有、數量少卻製作精美的“非賣品”，如名人逝世後學生或家人編纂的回憶錄，乃至家譜、照片、祭文，甚至官方文函，“這些資料的主人，當時在大陸就很有名，他們過世後，資料價格變得特別，和其他舊書完全不同，最薄的其實就四五張紙，但它是一個人的生平年譜，只要家人朋友找來了，都能賣出好價錢。”
　　 除舊書，張銀昌也搜集政府卷宗、文件資料，5年前有筆“空前絕後”的買賣，有關政府情資，至今張老仍津津樂道，連月份都記得清清楚楚。說話間，張老又從袋子里拿出另一件“寶貝”，是他經手的幾筆買賣記錄。記者看到，其一是毛邦初案（1951年至1958年間，臺灣當局在美國控告前空軍駐美辦事處處長毛邦初以追回空軍公款）資料，“包括臺灣和美國外交部往來信函等，很厚一大疊，已經賣掉了。”其二是蔣介石的“御用秘書”陳佈雷，當年與一些漢姦的往來信函；最後一個是國民黨元老丁維汾（物理學諾獎得主丁肇中的爺爺）去世後的遺捲，“老一點的山東人沒有不知道丁維汾的，他掌管國民黨黨務，當時有‘蔣家天下丁家黨’的說法。丁維汾去世後，我收集到他的很多資料，最離奇的是，中間包括了傅斯年當年赴德留學時丁給做的保書。價錢賣得很高，數額我不會告訴任何人，反正創了我賣舊書四十多年來的最高紀錄。”
　　 時過境遷，現在已很少有人再記得資料中的名流貴胄，張老的看家寶貝也差不多變成了無人問津的“死”資料。記者問，假如再沒人來找，打算如何處理，老人若有所思地說，“去年已將300公斤賣給了‘中央’圖書館，如果今後圖書館也不收，我會將它們一直保存下去。我收集它們，開始是為了生計，但後來才意識到，他們是我的同輩人，像我的親人，這些資料都是他們曾經顯耀人世的證據。”
　　 一本家譜、一篇祭文、一紙信函、一張借據的後面，是特定歷史背景下交錯縱橫的人際往來和鮮活瑣碎的生活片斷，然而，除了做學問的人，故紙堆里的逸事掌故只有同時代共命運的人，方能慧眼識珠。孤島飄搖六十載，老人留存這些非親非故之人的“點滴痕跡”，也許是有意無意間在保存自己的時代坐標與證據。
　　 “人和書的關係不再深刻”
　　 書店、書和人，密不可分的三位一體。因愛書而讀書，因賣書而更愛書，由書及人，張銀昌其實更愛那些熱愛讀書的人，通過舊書，突破時空限制令他得以與不同時代的書蠹“神交”。
　　 人文書舍以廣藏經典著稱，但張銀昌最看重的藏書“本身並不值錢”，一本封面破舊修補了牛皮紙的《韓非子》，紙張早已黑黃，他說牛皮紙是自己貼上去的，因為多年翻閱磨破了。
　　 “這是30年前收來的，書本身並不值錢，民國28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。在整理過程中，我發現書上的印章功力不俗，由此判斷書的主人非一般人。”翻開內頁，張銀昌大吃一驚，全書從頭至尾，加點圈註，書寫心得，密密麻麻。從註解內容判斷，書的主人深讀此書應在抗戰期間。“本來能看韓非子，就不是平凡人，更別說像金聖嘆一樣點評圈註了。據我所知，老子的儒釋道精華大多取自韓非子。這個讀書人值得佩服，所以我將它留存了30多年。”老人說，開店40多年，經手的書不知有多少萬本，但還從沒看到過有人這麼讀書，為接受採訪，他特別帶來。“這麼用功讀書的人，現在不多了。”
　　 談到牯嶺街舊書店從鼎盛到衰敗，張銀昌的觀點讓人思之赦然，“現在的年輕人不讀古書了，也讀不懂古書了，信息泛濫，人和書的關係就不再那麼深刻，再沒有人像當年那樣讀書了。”
　　 不過他個人對舊書的興趣與熱情絲毫未減，如果聽說哪有好書，一定跟著女婿去看。談話間張老突然興奮起來，“去年臺北一個大學教授去世了，家人打算將他的藏書處理掉，我去了，拉回來整整兩卡車，都是幾十年前臺灣出版的文史書啊，那些好書，我四十年都讀不完”。
　　 “舊書店好比珠寶行，還可以做”
　　 兩個多小時過去，其間只有兩位顧客光顧書舍，也只是東翻翻西看看，並未買書。打烊時間快到了，孫先生感嘆，一整天只賣出200多元。
　　 當年在牯嶺街閑逛的除了黨政軍幹部、文人雅士，還有就是青年學生，而如今年輕人基本不來牯嶺街。不過，在見證舊書店由盛而衰又興起的歷史，老人對舊書店經營仍保留樂觀，“流行歸流行，經典歸經典，舊書店的價值就在於保存經典”。網絡書店自有其興旺的理由，但找舊籍挖寶的人一定還會來牯嶺街。“關鍵看你手裡有沒有資源。我常對女婿說，做舊書要勤勞勤儉，這樣才能收到好東西。要沉得住氣，舊書店好比珠寶行，有時候一天一本都賣不出，但一遇到大買主，一齣手就是20箱。”
　　 有人曾說，“書店是一座城市的文化眼睛，舊書攤舊書店則如城市的眉毛，存在時不覺其重要，一旦疏落消逝，城市的臉孔又顯空洞而冷寂。”
　　 臺北文化當局也許意識到了這一點，2000年，臺北市文化局和牯嶺街社區共同舉辦“舊書市集”活動，印製了昔日牯嶺街書店地圖，張銀昌也應邀出席，併成為地圖上的主人公。主辦者的初衷是，希望活動能催生一年一度的“臺北舊書市集展”，激活舊書市場，重塑城市“文化臉孔”。
　　 “活動現在還在堅持，但已經沒有舊書了。”張老失望地搖搖頭頭，“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事情，逝去了想再回去不容易，永遠回不去了。”
　　 牯嶺街
　　 50歲以下的臺北人記住牯嶺街的名字，多半因為楊德昌的代表作《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》。沒錯， 1961年，那裡的確發生過一起情殺慘案，但現實中，牯嶺街最輝煌的一筆則全因“舊書攤”。
　　 日據時代，現今牯嶺街的所在，名為佐久間町，是臺灣“總督府”的宿舍區，庭院宅邸，街巷修然。二戰後，日人遣返在即，乃紛紛整理家當，將字畫、古董、藏書等就地擺攤，低價出售。日本人走後，市集隱然成形。
　　 國民黨敗退來台，“軍公教人員”成了舊書的提供者和消費者。於是，以牯嶺街為中心，漸漸蔓延到廈門街、福州街、寧波西街等相鄰街道，處處有人設攤開店，販賣各種雜書，乃至絕版書、線裝書等等，最盛1966-1973年時期，曾聚集80多家攤商。1974年，為了整頓市容，牯嶺街沒有店面的舊書攤被全部遷入光華商場，從此沒落。
　　 駐台七日談
　　 臺北警官請我喝茶
　　 抵達臺北的第三天下午，我正在牯嶺街採訪人文書舍的主人張銀昌，忽然接到一個電話，見號碼是本地座機，並不熟悉，所以沒理睬，沒想到過了幾分鐘，電話再次打來，看來是非接不可了。電話接通，一位臺灣腔的陌生男子，準確報出我的名字和工作單位，同時做了自我介紹：“我是臺北中山分局的李警官，有空的話想請你來喝茶。”莫非是黎勇（晶報首任駐台記者，曾撰雄文介紹尿遍臺灣經歷，編者註）“尿”了人家，賬記到了我頭上？其實，在來臺灣之前，早有朋友告訴過我“喝茶”事，因此並未驚慌。我告訴對方正在工作，稍晚給他回電。
　　 一小時後採訪結束，我回撥電話，接電話的正是李警官，他在電話中非常客氣，說從“文化部”得知，我已到臺北，需核對詳細住址及相關信息。他表示，考慮到我是第一次到臺灣，肯定有許多不便，希望適時見面，以便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，他來我駐點附近請喝咖啡，抑或我去他辦公室喝茶都可。我禮節性表達了謝意，解釋隨後兩天可能會去金門，回來後一定登門拜訪，請他留下聯繫方式。
　　 第二天一早，李警官發來信息：“張先生您早！我是中山分局李××（文中××為記者處理），歡迎來臺灣，這是我的聯繫電話，我的辦公室地址在：中山北路二段1號（南京東路、中山北路口），可搭捷運淡水線，在中山站下車，往中山北路方向前進，約2-3分鐘即可抵達。”
　　 1月20日下午，吃完飯閑來無事，心想遲早要見面，乾脆主動送上門。10分鐘後，我按地址輕易找到了目的地。在一樓問詢處登記了證件，乘電梯直奔李警官在三樓的辦公室。“魂牽夢系”的李警官40歲開外，中等個，身材偏瘦，戴副金邊近視鏡，臉色蠟黃，顴骨稍高。自我介紹後，我原以為會填些表格什麼的，結果他請我落座，真的搬來一套簡易餐具，忙著燒水燙杯沖茶。他雙手有點神經質性的顫抖，只見他將茶罐蓋打開蓋上，蓋上又打開，反覆了好幾回。茶泡好了，倒出兩杯：“請品嘗，我不大曉得這茶怎麼樣？”呷一口是烏龍，味道偏淡，他放在嘴邊嘗了嘗：“這茶不好，我們換別的。”隨後，他將壺中的茶葉倒出，又從柜子里拿出阿裡山某某茶沖泡。
　　 接下來一個小時，他東拉西扯跟我聊，我對他濃重的閩南口音不大適應，好在他講話和動手幹活一樣喜歡重覆。談話內容包括我的工作單位，此次駐台的採訪任務，臺灣有沒有城管等，還有他僅有的一次大陸廣東游。最讓我吃驚的是，聽到我說採訪會儘量不涉及政治人物事件，他竟連連點頭稱是：“沒錯，我們都是小百姓，過自己的日子就好，政治跟我們無關，那是政客們玩的游戲。”心想，難道警察不是政治鏈條上的一環？
　　 一小時很快過去，16:00左右，有人送來下午茶點，同事們聚來分享，我見狀起身告辭，李警官問我平時喝不喝咖啡，我說每天都喝一點，於是，他從柜子里拿出兩袋70克裝的中南美洲高山咖啡粉，“我參加過咖啡班培訓，這個不錯，拿去試試，”他送我到電梯口：“彼此瞭解了，就不會產生誤解。改天我再請你和同事吃飯，就這麼說定了，我會聯繫你。”
　　 晶報駐台記者聯繫方式，歡迎聯絡歡迎點題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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